這禮拜《渭水春風》要上演,讓我想到歷史與劇場的關係及問題。當我們在劇場裡處理歷史時,如果不是/不再是企圖還原歷史的真相(事實上有嗎),如果有時候是為了紀念(而「紀念」又意味著什麼),又如果劇場可以是也不只是一種再現的媒介工具,而創作者抱持的史觀及創作意圖必定左右了其對歷史與當下的詮釋,建構出兩端時空以及在兩端過程裡那些中斷且不連續的事件,並交織出「當下」這個文本的意義。那麼我較想表達的不是美學或技術層面的問題(譬如說這演員演得真好、真舞台設計的真差、這個導演風格怎樣諸如此類),而是恰好因為遇上了《隔離嘅大母雞》。對了,這齣戲不看不會死,但這樣的戲不是每天都看得到所以請不要錯過。就好像生不在時所以我沒經歷過二二八一樣的道理。

歷史,在這裡或說在這齣戲裡,當然糾結了戰爭、歷史創傷與集體記憶等。這些事物更在台灣洪佩菁和香港洪節華創作者的哲學觀裡成了生與死、拾與捨等辯證…對不起說好了不文本分析,那麼有幾個問題可以思考:

一、從洪佩菁和洪節華的身體裡我們看到了什麼?台灣人的身體和香港人的身體有什麼異同,這兩個地方都是殖民地,那麼歷史脈絡中的帝國創傷與其霸權運作是否會出現/遺留/繁衍深化/或漸漸消失在這兩方人身體的表與裡。這就好像為什麼梁菲倚的身體和其他台灣演員不一樣。又或者說,台灣劇場演員有身體嗎,又是什麼樣的身體,比較多情況我們看到的是很多只有頭的演員,而他們擅長「說話的表演」。順帶一提,這個問題的思考同樣出現在近期我看符宏征台大學製《關鍵時光》及呂柏伸希臘悲劇專題《酒神女信徒》學生課程呈現身上。

第二點,作為未曾經歷戰爭的世代成員,當我們反思戰爭與自己的關係時,的意義是什麼?總是不可能強說愁的,也不可能能夠真正代替誰說話。這就是為什麼大母雞令我感動之處。這兩位創作者透過歷史去面對當下自身所在位置的態度是扎實的,就像生離死別的淚水一樣實存。

River Lin Ren-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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